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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理成了替罪羊？ |
| 2014-04-29 来源：中国网 阅读： 字号：【大 中 小】 |
4月27日，韩国总理郑烘原因处理4.16岁月号渡轮沉没事故不力，宣布引咎辞职，并已获朴槿惠总统批准。此前他代表政府看望获救乘客及家属时，曾遭到泼水抗议。
在新闻发布会上郑烘原就政府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援方面存在的疏漏向国民表达了歉意，他表示面对失去亲人家属和众人的悲伤、愤怒，自己“应该辞职以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韩国是一个注重权威、服从的民族，尽管强调民主、法制，但在正常情况下，年长、位尊和当权者的权威总能受到更多尊重，他们的话更“管用”，他们的指令也得到普遍遵守和服从。但权威是柄双刃剑，更大的权威和号召力，意味着一旦出问题后更严重的责任，因为社会将普遍认为，正是因为位尊者、当权者的错误，才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既然大家是因为服从、尊重你的判断、决定，而导致事态如此，你就必须将“责任包袱”背起来。
此次沉船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打捞工作也未完全结束，应该说，此时此刻界定责任为时尚早，就事故责任进行追究、处理，也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正是由于前述社会风气、文化传统，令沉船事故的相关各方承受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在这巨大压力下，弃船时率先逃跑的船长Lee Jun-seok被逮捕，“岁月”号渡轮上许多负责船员此后也相继被捕，朴槿惠政府和执政党也受到广泛问责，已有多名政要或传被追究，或已辞职、被解职，组织春游的学校方面也同样深陷漩涡，52岁的安山市檀园高中副校长Kang Min-Kyu因不堪重压，在落水获救后不久自缢身亡。
俗话说“知耻近乎勇”，对重大责任事故敢于引咎，勇于担当，是值得称许的，这种风气的存在和普及，有助于提告全社会、尤其公权力部门的责任意识，从而减少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率，对提告各级官员、公务员的使命感、危机感，也有一定作用。
自韩国第六共和国（1988年起）至今，总理共有32任、31位（其中9任系代总理），据不完全统计，因受到问责或与总统发生分歧，主动辞职（包括辞职但被慰留）者多达7人，其中郑云灿2010年7月29日因新首都定位问题和总统李明博分歧而辞职，李海瓒因身为总理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休假打高尔夫球被曝光辞职，黄寅性因任上韩国决策对外国有限开放大米市场，遭到农民群起反对而辞职，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郑烘原的辞职，是有例可援，一脉相承的。
但也应看到，和民主、法制更健全、成熟的国家相比，韩国的“辞职文化”更多源于社会风气和民族文化传统，追根溯源，甚至还可联系到儒家的“灾异免官”和“援例待罪”上。这种风气、传统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不免有消极、过时的一面，如重舆论轻证据，重社会效应轻科学论证，重短期效果轻长远效果，等等，以此次沉船事故责任追究、担当为例，许多人的担当、引咎或被查处，显得过快、过急，如自缢的副校长本身究竟该负多少责任至今仍说不清楚，而他在救援之初即迫于压力，自缢在幸存者被安置的体育馆，对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的心理，客观上起到了雪上加霜的负面效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并非基于严谨制度、森严法纪和法制、科学精神，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俗例”性质的引咎辞职，往往会出现“该担当的未担当，不该负责的却负责”现象，副校长自缢、船长却幸存的反差且不去说，即以总理而言，尽管在灾后反应、公关处理等许多方面确有表现不当之处，但名义上是内阁最高首长的总理，因系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事实上仅是礼仪性质的职务，内阁真正的负责人，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都是总统而非总理，由他出面为行政机关的失职和责任负责，可谓失之公平，时过境迁，未必不会受到“找替罪羊”之讥。
【本网责编 胡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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