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这所谓的中产鄙视链背后，是一种出身焦虑。为摆脱这种焦虑，很多家长不得不用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新“身份”。
最近，有媒体以“中产阶级”之名，报道了一种现象：有些家长“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有家长感慨，“原来英文不仅仅是一项基本技能，而且已经成为孩子之间区分阶层的一大标准。”
这和上次成都的一些家长“每年花费4万元让孩子上国学班”是一个道理。学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花钱上补习班这件事本身。在有些家长那里，这已经变成区分阶层的一个标志：我舍得花钱，我花得起，这让我和你不同。
很多人都在通过这样的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读私立学校的，比公立学校自豪；开奔驰的，可以鄙视开桑塔纳的；到国外旅游的，瞧不起去大理丽江的。媒体捕捉到的这个小朋友拒绝没有英文名的伙伴的故事，当然是一个略微极端的案例，但类似的或者更轻微的“鄙视”，却时时刻刻发生着。
这种鄙视，与其说是故意伤害别人，还不如说是自己奋力向上爬升时的一种下意识行为。
无论是成都小区竞争学区房，还是这次“小朋友拒绝和没有英文名的一起玩”，都反映了一些家庭在教育领域的焦虑，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教育类话题成为社会核心议题，本身就是这些家庭社会能见度的一个标志。更精英的阶层（上层）以及真正的底层，都不会为孩子读书焦虑到如此程度。
一些家长习惯把自己此生的竞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把孩子与自己捆绑在一起，希望他能在自己的阶层上更进一步。自己要跑赢房价、跑赢CPI，而孩子则要在起跑线上就开始冲刺，典型如报道中所称，要“赢在子宫里”。
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这些家长对自己出身的不满和恐慌。
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当然会让人感到悲哀，但这也是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家庭自身特点决定的。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它一直是“被定义”的。被地产商定义，被汽车商定义，在更大的背景下，被城市化进程所定义。
作为大城市中新崛起的个体，这些家庭要努力寻找自己的“共同体”是相当困难的道路。每个人获得眼前的地位，都是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达到的，他首先会把同类看成是一个竞争者来警惕，而不是相互“照顾”的利益共同体。
只是，不和没有英文名的孩子做朋友，这样的心态，还能交到真朋友吗？如果眼睛只会一味向上看，注定也会迷失。
这就是一些新富裕起来的家庭的命运。他们注定会忧郁，自我怀疑，有时候还会被嘲笑。但是不管如何，这都是我们社会中新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同样也关乎这个社会的未来。（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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