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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备受关注的“假理财”案件，民生银行日前披露，截至目前，经民生银行工作组逐笔与客户登记核实，涉案金额约16.5亿元，并承认内控管理存在漏洞。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行长张颖涉嫌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
又是“内控管理存在漏洞”，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理由、这样的表述，已经快把耳朵听出老茧、眼睛看得老花了。因为谁都知道，银行只要发生类似案件，就不可能不与内控管理有关，与内控机制不健全有关。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老问题，会在银行身上频频出现，会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摔跟头、不断地重复一个动作呢？
事实上，像民生银行销售“假理财”产品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低劣，太容易发现了。而且，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发现，没有一个部门过问。很显然，已不是内控管理好不好、严不严的问题，而是压根就没有内控管理了。稍有一点儿内控管理，这样的行为就不可能维持一年多时间，也不会从小案演变成大案。
如果说类似问题只是发生在个别银行，也许可用这家银行不重视内控工作来开脱，问题在于，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都曾发生过类似案件，平安银行、广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国有大行也曾曝出“飞单”案件,涉案金额从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除此之外，其他恶性案件也是时有发生。那么，总是用内控管理存在漏洞能让人信服吗？难道这些银行都没有建立内控机制吗？显然，问题不在有没有内控机制和内控管理是否存在漏洞，而在于对待内控的态度、意识和责任，在于发生问题后如何追究当事银行和当事人的责任。
凡是发生过案件的银行，常常会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现象，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案件也越来越大，直到无法交代了，才有可能通过严厉查处并追究当事人责任得到解决。否则，仍然会问题不断、案件频发。可见，追责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具有威力。
在实际工作中，每当遇到诸如“飞单”这样的案件，涉事银行总是先想撇清干系，将责任归咎于员工个人行为，先把员工开掉或者进行处理，就算问题解决了。而对涉事银行及其管理人员，则往往没有任何说法。慢慢地，也就将共性问题个性化、集体问题个人化了。时间一长，内控也就成为摆设，反正有人承担、有人买单。也正因为如此，各类案件也就不可避免、无法防范了。
不管发生的是什么样的案件，责任首先在银行、在管理者，就算是个人行为，银行也脱不了干系，管理层也要承担责任，而不是与己无关，也绝不是把直接违纪违规人员进行处理就算完事。如果这样，就不可能产生警示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引起银行的高度重视。相反，侥幸心理会不断增强。
据报道，在近期银监会下发的文件中，“飞单”已被列为专项整治的内容之一。频繁发生的“飞单”案件，已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重视，已经开始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专项整治能否达到目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能否让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对责任追究制度有所敬畏，从而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如果责任追究仍然是轻描淡写，甚至是“罚酒三杯”，那么，专项整治也就只能成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次救赎。对银行来说，要想不再发生各类违规案件，尤其像“飞单”这样的案件，就必须在责任追究上下功夫，在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上做文章，让银行员工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动违规的念头。其中，责任上移，上升到单位和管理层，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追究违规案件责任的“疼”，不能只让直接当事人感到，间接当事人、尤其是单位负责人也必须有痛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曾经听说，银行有责任终身制的说法，不知道在实际操作中有过多少的经典案例。如果能够真的实现责任终身制，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在发生问题后，首先把责任推给员工，把“临时工”辞退掉，对当事员工进行处理，就不是责任终身制的表现。责任终身制，更多的应当对准管理层，对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银行来说，不能只实行年薪制，还要实行年险制，把薪酬与风险挂起钩来。为什么风险开始向一线机构、一线岗位、一线员工转移，原因就在于，责任追究太过“一线”，而没有与二线、三线挂钩，没有上查上究，让“上面的人”太逍遥自在了，必须更好地落实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直接责任人之外人员的责任追究。在发生“飞单”这样的案件时，还要让银行先行赔付，以突出单位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根据赔付金额，追究管理层的责任。（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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