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阶层固化”作一个事实判断（是否发生，程度如何）的话，那么，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论争双方各自简单枚举的个案和个人有限的观察感受，反映普遍现象的论据又在哪里呢？
所以，“阶层固化”，也许不是一个在事实层面可以简单干脆地得出结论，从而一下子让对方闭嘴的话题。凡是投入到这场讨论中的人，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么，一个议题难以确认基本事实，就失去了讨论乃至关注的价值了吗？
当然不是，而且也不会。
“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整体的议题。人们关注这个议题，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的关注。那些忧心于这个议题的人们，往往已经从自己的观察或生活中得到了与此相关的客观真实信息。我想，这是我们对这个议题，乃至对这个议题下的不同观点，应当先有的态度。人们说到的阶层固化，即使是一种警世的危言也有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否定存在“阶层固化”的观点，尽管其初衷是担心人们失去奋斗的信心，也决不应当漠视人们对奋斗机会、奋斗回报的忧心——就像“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这样的表达在强调奋斗价值的同时，却可能漠视了奋斗中的年轻人对住房的热情一样。
从认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看到，简单枚举的论据，其论证效果是有限的，它们可能已经使讨论陷入僵局。我们应当放弃在简单枚举的论据之上轻率建立普遍判断的自信。但却不放弃通过开放的、可自我修正的讨论，逐步收获点滴共识，收获积极的社会效果。
那么，除了可靠的普遍性数据，又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讨论摆脱“个案僵局”呢？我觉得，应当看看个案背后是什么？在个别的、不确定的事物之中，有什么普遍的、稳定的东西？
马云、王卫、刘强东，这几个成功者的极少数个案，固然不足以作为判断阶层是否固化的充分根据。但是，他们成功的道路都提示了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市场。他们都是在市场上从底层一路奋斗成功的。在当代中国，市场是与体制相对的，更广阔、更活跃，也更充满机会的领域。通常看来，它也比体制更难以“固化”。在这个意义上，马云、王卫、刘强东，甚至加上王宝强，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可以作出普遍性判断的“比例”——足够大或微不足道，而是某种“性质”。
市场的“性质”，天然具有广度、深度和活跃度。它不只在高端成就马云还有那几位；也在中端、低端改变更多的人。正是因为有了比体制更为开阔的劳动用工市场，我在河北农村老家一个表妹的儿子，虽然只是考入了一家“三本”高校，在北京的边上上学，毕业后还是得以进入北京的一家信息企业谋职；而同样来自河北农村的表妹的女儿，也在转了几家企业打工的过程中通过了自学考试，现在在中关村一家互联网企业做财务。他们在北京还没有住房和户口，离马云、王卫、刘强东远着呢，也不能作为阶层没有固化的论据。但是，他们却通过自己的努力，经由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穿越了我与他们之间的“阶层隔板”——即：我生下来就是城里人，而他们生下来就是农村人。
这种“阶层隔板”是体制性的，它目前还包含福利政策差异，但它至少在“物理距离”上被这两个年轻人穿越了。他们还年轻，只要这个社会保持着市场化，只要平等、开阔的市场空间逐渐取代被体制隔绝的空间，他们就有机会缩小与我之间的距离。当然，我和这两位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也许根本就谈不到是“阶层”。我也不愿意承认这是“阶层”。但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之间的所谓“阶层”，恐怕都不是指自己与马云、王卫、刘强东、王宝强之间的差距吧？
如果说“阶层固化”可能有一些分散存在的、个体感知性的判断标准的话，那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恰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其中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如果我在一所国内较好的高校中，在我自己的教室里，还能够不断看到来自农村地区、贫寒家庭的学生，我自己就难以确定阶层已经固化了。因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古今中外不都是人们穿越社会“阶层”的通道吗？
当然，正如人们所担心的，他们即使上了大学也不能保证一定改变命运，穿越阶层，因为阶层固化可能就表现在没有权势家庭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或好工作。但我们谈到的这种“权势”，难道不是体制性的吗？
当然，即使是在市场上，人们也会有固化阶层的倾向。最明显的作为遗产的资本。人们也会通过市场化（因而差异化）的教育把自己的资产优势注入到子女的教育中。这种固化倾向，就是人的本性了。
我们可能需要先搞清楚：社会要警惕和防止的阶层固化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体制性的，还是人性的？然后再考虑：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而就我自己来说，我之所以“固化”在现在的“阶层”上，而没有能够“向上流动”，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的原因：是意志力和奋斗的冲动不足，而不是别的。（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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