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腿妈妈”行窃或许于理不合，可若社会对母亲为生存偷鸡腿的悲剧缺乏关怀倾注，那有悖于更宏大意义上的道德。
一个女子在超市里面盗窃了薏米、红豆、鸡腿、一本儿童图书，其家中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都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在她被抓到后，因其偷的东西案值太低，根本够不上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民警为其买单，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后予以放行；还表示，他抓过很多小偷，唯独这个让他心痛落泪，所以他平生第一次为“小偷”付钱。在网上，网民为其两小时筹得逾30万捐款。这无疑是个酸楚而温情的故事。
可事件的两度反转，却让舆情风向陡转：先是有电视台传出这位妈妈是个惯偷，一时间当事人被推上舆论烤架；可之后据媒体报道，“偷鸡腿妈妈”否认自己是“惯偷”，超市止损员也表示“是第一次发现”。
当一个社会中的人被标签化后，可以简化很多问题，也会制造很多困惑。但新闻中的“小偷”，是两个生病女儿的妈妈，是穷人，也是大额捐款受助人。再放大些，因为她不是当地人，带孩子异地就医还存在医保上的困难。
真实的社会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如果简单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等逻辑打量，可满足口头快意，却无助于事态改观。在一个复杂性系统之中，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个逻辑一致的尺度去思考问题——在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之外，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中每个人的发展，这是更大的公共道德。
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是，因为仅仅关注秩序而忽视个体发展，多年以前，就曾发生吸毒妈妈因盗窃洗发水被抓走，3岁幼女被发现饿死家中的恶性事件。这是社会永远的痛。
要规避悲剧重蹈，就该形成价值共识：当社会中的个体发展遇到了困境，社会有义务去帮助其走出困境。回到“偷鸡腿妈妈”事件，从目前看来，她的盗窃行为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以生活和学习用品为主。这确实挑战了社会秩序，然而我们的社会让病童的妈妈去偷鸡腿，这更不应该。类似的情形，意大利最高法院曾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穷人偷少许食品不构成犯罪。
说到底，社会要优先保障个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需要设置足够的社会救护网去帮助极端情况下的个体，避免出现为了基本生存而犯罪的情形。保证基本生存之后，需要思考社会秩序的建立。这里的秩序，不仅仅是被盗窃对象的秩序，也包括摆脱困境的秩序。“偷鸡腿妈妈”是外地人，所以享受不了低保、医保，这样的秩序失效是导致困境的根基。只有消除这样的根源，才能消除其生存困境，而非在极端情形下紧急救助。
事情发展至今，即便这个妈妈和她的女儿有了足够生活保障，孩子如何在健康环境下成长、有尊严地生活，也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机制来全面应对。
如今逾30万元的捐款遇到当事人是否系“惯偷”的讨论，却把这些核心问题给模糊化了。倘若能如前文所述，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体系，我们确定出其中解决家庭生活困境的金额是多少，社会制度健全时间点在哪里，帮助这家人更好发展还需投入多少，在此框架下捐款，很多问题或许也就不复是问题。
对“偷鸡腿妈妈”事件，我们该慎用道德审判，而应多反思：要以明晰的公共道德尺度而非私德分寸，推动社会有序发展，让每个困境下个体的发展变得更为清晰有序，也让捐款人的每一分付出都有明确目标，让激情在理性的河床上流淌。我们要想不再出现下一个“偷鸡腿妈妈”，首先得改变个别“妈妈”为了生存不得不“偷鸡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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