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去了，大年三十逐渐靠近，务工者返乡的热潮即将出现，而如果能够消除欠薪给部分工人造成的生活困难，春节一定会有更多的喜庆和祥和。媒体也像往年一样，开始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任何社会都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捆绑和干扰。人们在看待和处理经济关系的时候就很难摆脱公式化思维，而一些卓越经济学者提出的理论在开导人们的同时也往往带来困惑，或者被用来为利益集团服务，或者被懒人拿来替代独立思考。亚当·斯密对自由竞争一味追捧，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如果一个社会对绝对的自由竞争采取包容的态度，那么在文化上和伦理上，人们对少数强者的欲望和利益会有更多的赞誉和认同，而对弱者以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冷淡和漠视。对欠薪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专家也提出各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建议，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有效和长期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可能还有赖于调整我们现在对市场经济总体的看法和态度。我们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能够和谐匹配，特别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的的确确构成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在《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中对亚当·斯密的学说有尖锐的批评，质疑后者提出的下述基本信条：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只要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逐个人利益，那么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林冈和郑忠义中译本）。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实现，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早在1819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就谈到，私有财产具有合法性，富人和穷人的利益都要受到保护，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要设法让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到宽裕和安定的生活。西斯蒙第曾经信奉亚当·斯密的学说，但是在看到英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之后，他在旅途中把《国富论》丢到了大海里。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呼吁国家通过干预来保护人们不受自由竞争的伤害。
西斯蒙第认为，像亚当·斯密那样仅仅关注保护发财致富的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承认财富本身不是目的，财富增长的目的是让所有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他认可市场经济，但是不认可放任的经济市场，坚信市场不可能自发和自动地调节处理好所有经济关系。譬如他注意到，只有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才能促进财富的持续增长，过低的工资和因此出现的消费低迷会造成国内市场萎缩，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多数家庭陷入穷困的时候，少数富豪的巨大收入并不能充分刺激消费和发展，而依赖国外市场不仅引发商业矛盾，并且其有效性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各国人民能否共同和普遍富裕。
当然，西斯蒙第的资本主义批判带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不过他在经济研究中强调道德元素和对人的关怀，的确帮助他超越亚当·斯密狭隘的商人眼界，看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些必要条件，也使得他的一些观点接近社会主义伦理学说。譬如他认为，让工人不得不通过频繁的加班和减少休息的办法来挣得微薄的生活费用，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原则，即增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所有人的福利：剥夺人的休息和闲暇，是对人的尊严的伤害。他还提出，帮助穷人“避免一切忧虑、一切痛苦、甚至一切不合理的依附”，是企业家的道德责任，所以付给的工资不仅要满足壮年工人的生活，还要保证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在年老和生病时的需要。西斯蒙第甚至还希望企业与工人分享利润，让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过低的工资不仅造成低迷的消费和市场萎缩，甚至还会催生因为生活困难不满和敌视社会秩序的人，进一步“妨害国家的繁荣”（何钦中译本）。
如果说低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我们迄今还比较忽略的一个问题，那么欠薪就违反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契约精神，跌破了道德底线，背离了社会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20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思想成就，恰恰就在于认识到：社会主义伦理对市场经济能够而且应该发挥重大影响。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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